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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树苗”VS“种子”, 创新大赛的路径分野

           1998年,清华大学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创业计划大赛,5个多月的时间里,收到了100多份参赛作品。

    就在前一年,麻省理工的创业计划竞赛结束后,从中诞生了70家“学生公司”,并在一份统计数据中指出:在这个高技术公司云集的地方,表现最优秀的50家公司中,有48%的创业者出自创业比赛,甚至在短短几年内就成长为营业额达到数十亿美元的“大公司”。

    一时间,风险投资者迅速涌入大学校园,去寻找未来的技术领袖,同时高校的创业计划竞赛,也成了美国经济的直接驱动力量之一。

    然而中国的创业大赛也悄然走过了21年的历史,逐渐从校园走向社会,以至于各种巧立名目的创业比赛。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,中国的创业比赛到底走出了哪些优秀的创业项目,恐怕很多人会一脸茫然。

    创投线路失灵

    无可否认的是,中国的创新比赛大多借鉴了硅谷的创投机制。很多比赛像是一场答辩赛,给选手们固定的时长演示项目,台下坐着的名头高大上的投资界人士,希望以投资者们敏锐的洞察力,发掘所有参赛团队里的优秀项目,进而推动一些有价值的落地,完成创业比赛被赋予的使命。

    这样的赛制对创业者着实有着不小的吸引力,中国的创业者大多是“白手起家”,特别是一些缺少关系和门路的创业者,参加创业比赛不失为一个“找资源”的机会。一旦被某位投资者评委相中,很可能就是企业成长的新起点。

    现实却不尽如人意,国内不少创新比赛在赛制上就存在明显的漏洞,很多比赛的评委席里很少有懂技术、懂产品的“专业人士”,就像新东方针对托福和GRE考试开发出的应试技巧,选手们只需要学会应付评委们的常规路径,奖金似乎是唾手可得的事情。

    以至于出现了很多“参赛专业户”,辗转于这样或那样的创业比赛,即便在多次获奖后还是继续参赛,因为拿奖金比创业要轻松的多。

    赛场变秀场,创业比赛娱乐化,或许都还只是表面现象。

    一些真正有想法的创业者,恐怕没有太多精力专注于比赛,自然不会像“参赛专业户”那般娴熟。然而很多比赛的主办方还背着项目落地的KPI压力,由此衍生出的一个特定现象就是:一些早已成熟的项目,会找两个“代理人”去参加比赛,然后成为大赛孵化落地的标杆,甚至出现了有国企、央企背景的项目,已经与“创业”二字无关。

    可以借鉴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汪潮涌的观点:“所有严肃的投资人都会告诉你,好企业是创出来的,不是选秀选出来的。”摆脱不了选秀式的赛制,中国的创业比赛永远都只是在雾里看花。

    “树苗”VS“种子”,创新大赛的路径分野

    仅从数字上看,以色列为世界贡献了20%的诺贝尔奖获得者,人均拥有创新企业数量位居世界第一;在纳斯达克的上市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、中国,超过欧洲所有企业的总和;科技产业贡献超过GDP的 90%, 享有 “中东硅谷”、“创业国度” 的美誉;以色列拥有超过6000家的科技创新企业,独角兽的名单可以写满几十页纸……

    如果说硅谷的崛起离不开创业氛围和风投,以色列的创新密码却在于人。

    现实中的以色列是个笼罩在危险中的国家,五次中东战争全部和以色列相关。如果没有创业和创新,这样的国家似乎很难生存下去。创新、创造力、冒险精神、理解市场规律,成了以色列创业者最基本的特征。

    比如郎咸平曾在书中给电动汽车判了死刑,理由是电动汽车充电时间太长,谁愿意开车去充一两个小时的电再出发呢?以色列一家名为StoreDot的公司给出了纳米技术的解决方案,表示未来只需要充电5分钟,就能为汽车提供480公里的续航。

    如果是在国内,类似的解决方案在创新比赛上很大可能会被毙掉,一是台下的评委压根不理解技术原理,第一反应就是斥责参赛者在吹牛;二是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,连比亚迪、宁德时代都搞不定的事情,一家创业公司哪里会有机会。

    看来中国的创新大赛,还需要思考如何不给创业者设限,尊重创业者的冒险精神。

    从“树苗”到“种子”

    在这样或那样的创业大赛中,不乏想要从现有模式下突围的尝试,比如实地集团主办的SEED AWARD。

    有别于很多创新大赛的是,SEED AWARD的评委中没有所谓的投资人,也没有第三方基金或投资机构,取而代之的是“AlphaGo之父”哈萨比斯、U盘发明人Dov Moran、AI泰斗级人物Michael I.Jordan等12位专家组成的评审团,以及在硅谷、广州、伦敦等城市的多场“达人秀”。

    所有入围的选手,都有机会在舞台上演示自己的创意,或是一场PPT演讲,或是生动的现场演示,前提都是如何将自己的创意创造落地,去解决生活中的真实痛点,而非单单为了讨好现场的投资人。评委所扮演的角色也被改变,不再是投资人式的“过堂审问”,专家们会更侧重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,给创意提出可行的建议。

    但在今天,不带有功利性的创业几乎找寻不到,一些年轻人处于“一夜暴富”的心态,以上市圈钱或被收购作为创业的初衷,带着创业不久的项目到处参赛,无异于创业圈的“相亲行为”。如果创业者眼中只有商业利益,缺少了应有的“工匠精神”和社会责任,才是对资源最大的浪费,这也是中国创业者与以色列最大的差别。

    SEED AWARD让我眼前一亮的正是所采用的“种子机制”,以往的多数创新比赛都是选“树苗”的过程,设法找到茁壮的树苗,然后施肥成为参天大树,偏偏忽略了参赛选手们创业的初衷。两者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,选“树苗”是选项目的过程,选“种子”其实是在选人,把舞台交给有创意思维的人才。

    在被诟病许久的中国创新赛事里,尝试作出改变终归不是件坏事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(一鸣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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